编译所｜费孝通：为什么我们到瑶山去呢？

费孝通碎金书坊 2023-05-18

编|译|所

2018年08期

芳草茵茵

1935年8月，费孝通先生和妻子王同惠赴广西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从北平出发，乘坐火车、轮船到达广西，从柳州以东象县的大藤瑶山开始，于10月18日进山。12月16日在完成花蓝瑶地区调查工作转移地点时，发生意外。费孝通先生不幸误踏陷阱，王同惠溺水身亡。悲痛之余，费先生撰文解释了这趟艰辛之旅的缘由，哀伤的文字间也表达出继续研究的坚志。

为什么我们到瑶山去呢？

费孝通

编者和读者：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关于研究广西特种民族”的通讯会用我们最不幸的消息来结束的。虽则现在离我们遇难的日子已经有两个半月，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事的经过，愿编者和读者原谅我，让这一出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

我拖着半残废的躯体，抚着我爱妻的尸首，从瑶山里出来。“为什么我们到瑶山去呢？”我要回答这问题。

我们两个是学生，是念社会学的学生。现在中国念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这种苦闷有两方面，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一是关于现在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的观念，不去认识，任情批评，话愈多而视听愈乱。我和同惠常在这苦闷中讨论，因为我们已受了相当社会学理论的训练，觉得我们应当走到实地里去，希望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换言之，想为研究社会的人贡献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

我们所要贡献的，是什么观点呢？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清理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配得拢才对。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新件头配得进配不进。大轮船的确快，在水滩上搁了浅，却比什么都难动。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现在中国人生活太苦，病那么重，谁都有些手忙脚乱。其实这痛苦的由来是在整个文化的处境变迁，并不是任何一个部分有意作怪。你激动了感情，哪一部分不能打倒，但是愈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打倒，这整个的机构却愈是周转不灵，生活也愈不可终日。我们想在这时候，上述的一个观点似乎是很需要的了，在这观点下，谩骂要变成体悉，感情要变成理知，盲动要变成计划。我们亦明白要等研究清楚了才动手，太慢太迂，但是有病求艾，若中国文化有再度调适的一天，这一个观点不能不有的。

作者留影（1936 年）

这一个观点是我们从书本上获得，从我们有限的观察中证实，而且由我们的判断中认为至少是一个研究文化，认识中国社会最好的工具。但是我们亦明白要把这观点贡献给人家，抽象的说是没有用，只有由我们自身作则，做一个实例。树立一个实例证明了这观点的用处，自然会使人家共同的采取。谁不想改造中国，谁不想要明了一些实情？一个观点证明有用时谁不愿采取。

但是一个生长在某一文化中的人，好像鱼在水中，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客观的态度。而客观的态度是观察所必需的。在研究自己的心理态度时，自省法是最难用，所以“结构派”的学者要练习参禅般地受严格训练。研究本身文化亦是需要一些训练，训练的方法就是多看几个和自身不同的文化组织。譬如说，一个生长在一百年前中国文化中的人，根本就不会对孝字发生问题，于是根本就不会懂得孝在文化中的真正作用。若是这时有机会到澳洲去看见有一种土人到父母年老时就杀了来充饥时，孝的方式和意义就有发生问题、要求解答的机会了。因之我们觉得要研究和批评中国文化的人最好多得到一些比较的材料。

还有一种研究中国文化的困难是它的复杂性，不但地域上有不同文化形式的存在，就是一个形式中内容亦极为错综，又正在激变之中，若不受相当训练，一时极难着手。在这层困难之下，使我们想到边境上比较闭塞的社区中去，比较易于见功。

同时，对于边境社区的研究材料本身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极重的材料。在实用上的重要性在目前满蒙的现状中不必我们来申说已经极明显的了。

这时刚好广西省有研究特种民族的需要，所以我就决定和同惠结了婚同去。在文化研究中女子有许多特殊方便的地方。这是人情之常，觉得女子是不可畏，而且容易亲近的。文化研究需要亲切的观察，女子常能得到男子所调查不到的材料。虽则明知女子在生活上会受到比男子更困苦的遭受，但是为我们的这一点“雄心”和满腔热忱，我们决定不顾一切地走入瑶山了。更因为工作方便起见，我们提早结了婚才出发。

费孝通和王同惠一起赴瑶山调查前的新婚留影（1935 年）

我们在瑶山中的工作，真是使人兴奋，我们已忘了一切生活上的困苦，夜卧土屋，日吃淡饭，但是我们有希望，有成绩。一直到我们遇难，一死一伤，三个月中我们老是在快乐的工作中过活。在遇难前一日，我的妻还是笑着说：“我们出去了会追慕现在的生活的。”—这一段的生活，我们有通信在《晨报》“社会研究”发表。

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做底的。传说所谓烧一窑瓷器，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之外的立场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何况她在未死之前，已经结束了花蓝瑶中的工作，我们所希望收获的，所希望贡献于国人的一点微礼，已经打了烊呢！——她的遗著《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我希望在伤愈之日就能整理出来。

最后我要声明的，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前车”，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们，能不住地在这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研究。

1936年6月3日

本文选自《芳草茵茵——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

《芳草茵茵——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

作者：费孝通

开本：32

装帧：精装

页数：324

费孝通先生曾言：“田野调查是从实求知的根本办法。”本书为费老亲自编选的田野调查笔记集，由《桂行通讯》《江村通讯》《四上瑶山》等十余篇随笔组成。朴实细腻的文字，述及其早年赴广西实地考察，新婚妻子不幸溺水身亡的经历，读来令人怆然；回忆了其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上瑶山、访温州、走甘肃，行行重行行。这些文字，亲切、动人，是了解费孝通先生人类学、社会学思想的一份珍贵的“现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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